全球债务压力持续攀升，地缘冲突与结构性财政失衡的叠加效应正将主权债务风险推向新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发布的《财政监测报告》中警告，2025年全球政府债务总量与GDP之比已升至接近94%，按当前路径预计到2029年将突破100%——这一债务水平此前仅在二战结束后出现过。
中东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本已脆弱的全球财政格局，通过扰乱能源供应、收紧金融环境以及推高通胀预期，对全球借贷成本形成系统性抬升压力。
推进有序财政调整的窗口正在收窄，美国、欧洲及低收入国家均面临各自迥异却同样严峻的财政挑战，"任何自满情绪都不容存在"。
债务路径恶化具有结构性特征当前财政形势的恶化并非周期性波动，而是结构性的。
全球财政缺口（基本余额预测值与稳定债务率所需基本余额之间的差额）已从十年前超过GDP的1%的缓冲水平降至接近于零，反映出各主要经济体在福利支出扩大或财政收入削减方面的政策选择已产生深远影响。
利息支付负担的快速攀升是这一恶化趋势的直接体现。
全球利息支付与GDP之比在短短四年内从2%升至接近3%。随着各国政府在高利率背景下为到期债务滚续再融资，这一压力仍将持续。即便是在债务动态有所改善的国家，其公共债务水平亦普遍高于新冠疫情危机期间的峰值。
主权债务市场结构的变化进一步放大了系统脆弱性。
随着各国央行缩减资产负债表，杠杆化私人投资者和对冲基金已成为政府债券的边际买方。当市场波动加剧时，这类投资者的持仓可能迅速逆转，形成流动性压力。
中东冲突与多重下行风险叠加中东地区战争的爆发构成当前最直接的财政下行风险之一。
该冲突可能通过推高能源价格、收紧全球金融环境、抑制经济活动以及增加防务支出等多条渠道加重各国财政压力。在冲突持续的情景下，全球在险债务水平可能再升高4个百分点。
与以往能源冲击不同，本轮冲突的财政影响极不对称——能源进口国，尤其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承受最大代价，而海湾地区主要能源出口国因直接卷入冲突，受益范围也较历史经验更为狭窄。
其他下行风险同样不容忽视。若人工智能相关资产估值出现调整，叠加美国股市下跌20%并向全球金融环境形成溢出，全球在险债务水平可能再升高2.4个百分点。
此外，保护主义压力驱动的产业补贴和贸易支持政策、多国社会动荡加剧，以及对央行独立性的显性或隐性干预，均构成财政风险的放大因素。
美国的赤字规模尤为突出美国财政失衡问题尤为突出。美国经济已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但广义政府赤字仍维持在GDP的7%至8%，且尚无任何债务整顿计划出台。
预计按此路径，美国总债务到2031年将达到GDP的142%。要稳定债务路径，必须同时在财政收入与支出两端采取行动，包括对主要福利项目进行调整。
美国国债供应持续增加正在压缩其历史上享有的安全性溢价，这种溢价的收窄已在全球范围内推高借贷成本。
受供给驱动的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几乎会同步传导至其他国家的债券市场，对依赖外部融资的经济体影响尤为显著。
欧洲与新兴市场面临各自掣肘在欧洲，多个欧盟成员国已援引赤字规则豁免条款以满足持续攀升的国防支出需求。
这类支出一旦发生便难以逆转，凸显了财政空间有限的国家在兼顾国防承诺与人口老龄化压力之间所面临的结构性权衡。
日本方面，通胀上升和GDP增长正在改善其债务动态，但主权债券收益率已升至历史高位，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溢出影响。
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经济体在2025年整体受益于美元走弱带来的有利融资条件，但债务水平依然高企。低评级借款方的债券发行量已减半，债务期限大幅缩短。
在全球最贫困的国家，利息支付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达历史高位，外部援助持续减少更造成了难以填补的融资缺口。IMF建议，新兴市场应将化解或有负债、取消燃料补贴以及扩大税基作为中期财政计划的核心。
IMF呼吁多层面政策应对面对上述挑战，IMF提出了涵盖多个层面的政策建议。
在应对能源价格冲击时，明确反对实施广泛价格补贴，认为此类措施会推高财政成本、难以撤除，并可能抑制国内价格信号；应代之以针对弱势家庭和具备持续经营能力企业的精准支持，并与紧缩性货币政策保持一致。
在制度层面，维护中央银行独立性和财政框架的完整性对于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同等重要。清晰的财政沟通与信息透明度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并为必要的财政整顿争取政治支持。
对于债务负担较重的发达经济体，当前需要的是次序得当的具体整顿措施，而非仅停留于理想化的中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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